【编者按】对于背负“世界工厂”之名的中国来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
21世纪经济报道系列报道 《宏观九问之二：别为拯救外贸企业向出口导向体制回归》
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超过20%的增速在动荡的外围环境中格外显眼。
然而，欧美债务危机尚未从泥淖中走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对外向型的中国经济影响不可避免。明年中国外贸的发展路径与目标如何，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有所涉及。
借助国际市场套现人口红利，逐年攀升的“双顺差”，使得中国不得不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伴随全球市场黄金时代的落幕，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惯性下，外贸转型步履多艰。
对于背负“世界工厂”之名的中国来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
明年外贸形势如何，转型之路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发改委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张燕生。
明年外贸形势不乐观
《21世纪》：从商贸部门的判断来看，今年外贸的形势不容乐观，到明年一季度可能更糟，你怎么看目前的外贸状况？
张燕生：我们都知道出口取决于外需，进口取决于内需，从目前的情况看，外需的形势很不好，内需的形势相对还不错，因此今年前十个月进口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
进出口到明年也不乐观，原油、铁矿石、农产品价格依然在高位震荡。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严格讲都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美、日、欧经济现在严重缺少有效需求，新兴经济体增长也在减速，美元、欧元大幅度振荡，全球流动性泛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脱离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仍然是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价格水平。导致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进口的原油、铁矿石和谷物，价格依旧居高不下，因此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食品价格和CPI的不稳定，对于中国的外贸企业来讲，这是成本上升的基本面。
《21世纪》：外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燕生：外贸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汇率风险和贸易摩擦。有两个事实会延续到明年，一是美国提出来的汇率法案，从目前的情况看，该法案变成法律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该法案得到两院通过和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由此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面临类似1971年史密森协定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的那种困境，即所有对美出口加征进口附加税。如果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性措施，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如果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来打贸易战的话，那么对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和贸易都将是一场恶梦。
《21世纪》：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张燕生：包括近期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调查，都意味着今年和明年我们所面临的汇率风险和贸易摩擦会非常激烈。从我们调研企业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对企业是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2005年5月和6月，中欧和中美的纺织品贸易冲突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一旦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实施特殊保障制裁的时候，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纺织服装出口大量积压在口岸港口，造成中方巨大的贸易损失。
更糟糕的是，美欧提出的一系列对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在贸易和通商领域，更多的是聚集到国内政策上，比如欧美现在提出一个“竞争中性”的概念。他认为你的国内竞争政策是非中性的，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支持和补贴，就会对你进行反补贴的调查并采取措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在行使国际规则方面，欧美比我们有明显的优势，这对于我们明年的出口形势也是非常不利的。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外贸企业无论是转内销还是转新兴市场，都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短期内不可能见到效果，也包括通过资本输出来带动出口结构的转变，也包括积极开辟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也包括推动技术、管理和市场创新加快企业的产品升级，都是很不容易的。
当前，政府的宏观政策，应当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宏观环境。逆境之中是最有利于调整结构的，我们不希望为了拯救外贸企业，导致出口导向的旧体制回归，还是应该往前走一步，推动外贸结构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最关键的。
对中国来讲，外贸高增长这么多年，应该有一次大的调整阶段，借目前的困境来加快实施，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有好处。
转型前景
《21世纪》：目前外贸转型真正有了一些迹象吗？
张燕生：从外贸形势来讲，转型升级的前景不容乐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是外资企业担当的，其中主要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加工贸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代工模式，一种是自主生产模式。代工是指台港澳企业为欧美企业代工，大陆企业为台港澳代工的产业链。当前代工模式面临着较大结构转变的压力。不管政府是给予激励也好不给予激励也好，经济的自然规律都会使我们的代工模式发生巨大转变，原因非常简单，欧美经济不好，代工整个生产链都不好，代工的模式会有大的转变，由此会带来贸易顺差和贸易总量都会有较大调整。
第二就是从2005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来华投资的欧美、日韩企业越来越多的由外销转成内销，由此带动了进口增长而不是出口。过去我们说欧美在华企业的产品是三个走向，即内销、外销和返销，现在内销的比重越来越大。一方面，国内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外资创造的出口和顺差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上升，既包括国外输入型成本上升，也包括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幅度很大，甚至超过生产率增长速度。这样一来，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被削弱，同时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成本上升速度显著快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发生产业对外转移的趋势难以逆转，尤其是加工贸易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往我国中西部地区走，一部分可能会往周边地区和其他国家走。也包括欧美现在提出的制造业振兴战略和来华投资的美资回归本土或周边地区，这些趋势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贸易阶段性和趋势性的拐点变化。
对这些变化用优惠政策是没有用的，就像现在一些外贸大省，仍然在不惜代价的招商引资，但新的趋势很难扳得过来。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十二五”的指导思想，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效益和质量上来，才是我们真正的方向。
在这个转变中间，外贸的依存度有可能会缩小，外贸的增速有可能会减慢，面对这些变化我们不应当太脆弱，马上又实施新一轮的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措施，最后导致旧模式回归，过于依赖外贸的增长方式回归将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
《21世纪》：如何看待目前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的外贸政策？
张燕生：经济活动要尊重规律，欧美经济形势不好，外需严重下滑，你硬要出口好的话，就等着贸易冲突吧。现在应该踏踏实实的推动扩大内需的战略，实施经济国际化的战略，也就是从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的外向型模式，转向人才、资本、产业、市场的国际化，强调的重点是国际化而不仅仅是对外。
下一步外贸应当成为国际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棋子，而不应该成为整个引领中国发展的发动机。当前在国际市场和竞争对手比，我们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下降，追兵正越来越近，而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跟日韩企业竞争，目前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新竞争优势没有形成，旧的竞争优势又迅速下降，外贸就会面临着滑坡的风险，而不想接受滑坡，继续延续旧的模式，总有一天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因此，转换模式和增长方式，培育新竞争优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这对于现在整个政策环境的转变是一个新考验。
进口对GDP的贡献存在严重高估
《21世纪》：未来产业升级提高竞争能力的方向在哪里？
张燕生：我们画一个坐标，横轴是总产值，纵轴是增加值，过去我们的贸易方式是在右下角，也就是总贸易额非常大，但是增加值比例很低，下一步我们转变外贸结构，就是要逐步从右下角转向左上角，也就是贸易规模不大，但增加值比重很高，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外贸产业竞争力发展的方向，
要提高效率，首先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比如说农民工的培训最少要从前30年的一个星期的培训，最少延长到24个月，大专以上的各类专业人员比例也要有明显的上升，整个产品价值链的位置也会明显提高。
做不到这一点，外贸增长就会大幅度的减速和停滞，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做得到的转变，因此，从明年开始，无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外贸政策，都应当围绕着贸易和生产的转型升级服务，因此重点不仅仅要实施需求管理的总量政策以保增长、稳物价、减顺差；而且要实施供给管理政策以调结构、促转型、重升级。后者的重点是怎么形成新的供给端竞争优势，未来的5到8年，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中国今后的中长期发展会有大的麻烦。
《21世纪》：未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会不会像金融危机时期一样，是负的？
张燕生：过去30年，外贸对促进GDP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据此说，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需的国家则不一定正确。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但是据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加值也就20%左右，其余80%左右的增加值都是国外创造的。这个增加值怎么算呢？因此，表面上我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创造的，在我国完成的加工组装工序和环节主要是低增值部分，用传统方法计算进口和出口的净值，然后算这个净值对本国GDP的贡献，你的贡献难道是真实存在的吗？
站在增加值的角度看，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存在严重的高估。人们总是讲，中国是对外需依赖过大的经济，实际上中国对于外需的依赖程度没有那么大。
对于地方可能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东莞、昆山，但在中国也仅仅是很局部的地区。
《21世纪》：不搞低端的加工贸易，如何去解决就业问题？
张燕生：创造就业的重点领域首先是发展小企业，改善小企业创业环境和融资环境，这是创造就业之根本；第二是发展服务业，创造低税负、少管制、宽准入的发展环境；第三是城市化，尤其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条件。
过去依靠加工贸易，搞大规模简单技术加工组装工序的模式不再能够继续下去了。基本原因是我们成本越来越贵，而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便宜，这种就业创造的方式很难继续下去了，随着劳动力工资越来越高，必须要有新的创造就业的来源。
我国的二元贸易结构的特点是，顺差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创造，而就业主要是台港澳中小企业和大陆中小企业创造。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在一段时期内，对跨国公司顺差的影响较小，而对台港澳和大陆企业的就业影响很大。要真正关心就业，就要把小企业创业环境搞好，把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搞好，把城镇化的保障体系搞好，这些方面都能够吸纳巨额的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