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以来，国际三大经济体复苏前景暗淡，欧债危机出现从债务危机向政治危机演化的趋势，全球经济运行充满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也进入新的发展区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增加，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
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不少有利条件，但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提出，要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预调、微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回顾2011年，展望2012年，对做好明年的经济、金融工作很有必要。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本报于近日举行专家座谈会，请金融时报专家组的各位专家，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及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明年的经济金融走势发表看法，以求为读者提供精彩的思想盛宴。希望今天刊发的这组专家发言，能对读者领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研判明年经济金融形势有所裨益。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改革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金融风险与金融改革。首先讲一下当前国内外面临的风险。
国际危机向何处去？
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危机的演进我认为应当分几个阶段：从2008年8月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应当称做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9月以后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到2009年10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就变成主权债务危机。现在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欧洲货币危机？欧洲货币危机后面会是什么？
这就牵涉到对危机的展望。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大萧条。大萧条时美国银行危机分三波，所以把这次危机和大萧条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目前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既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余震，也是未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再次动荡、世界经济再次衰退的预震。最近已经有一些新的情况，标准普尔把欧盟列入观察名单，部分国家已经为欧元解体做准备，我们也应当为这次危机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关于欧元危机，我想实际上有三种选择。一个就是救。救的话也许有三种方式，一是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拯救欧元，二是欧元区发行欧元债券，三是发行欧洲救助基金。但这些办法都不容易，而且会引发通货膨胀和道德风险，所以救助欧元有问题。不救欧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是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此举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银行系统遭到破坏。二是老欧元区解体，然后北欧国家发行新的核心货币，结果有可能使汇率暴涨，经济出现停滞。三是各国恢复自己的本国货币，经济发展引擎德国货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受阻，德国经济减速，债务国家失去援助，陷入经济崩溃。这是第二选择，不救。
还有一种选择或者可以认为是欧元的唯一出路，就是推进统一财政，建立统一国家，像当年美国建立联邦国家那样。但是现在看欧洲的民众、各国政治家是否拥有足够共识，这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美债危机。前不久成立超级委员会，围绕选择支出还是增税有争论，对减国防还是减医保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三种可能，一个是全面达成协议，一个是部分达成协议，一个是彻底没谈拢。最后结果就是谈判破裂。美债危机的关注点应是国债，美债走势也是不确定性很强的问题。
关于日本的债务隐患。日本债务比例远高于希腊，但是没有发生危机，原因一是日本储蓄率高，债务多为本国持有；再是日本是债权国，拥有大量国外资产；还有就是日本是独立经济体，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这些因素随着市场形势变化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日本债务隐患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从危机后果看，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陷入中长期低迷，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在增大。
国内须防范三个风险
下面谈一下国内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三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风险。
关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2009年央行公布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占新增贷款的21%，这是相当高的。泡沫破裂之后，能不能平稳地实现软着陆，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大萧条的时候，美国是先有房地产泡沫，后有股市泡沫。这次次贷危机是先有股市泡沫，后有房地产泡沫。往往一个泡沫未破，应当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靠货币政策把它支撑起来之后，导致新的泡沫形成，最后不得不做更重大的调整。所以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话，会不会硬着陆？如果硬着陆肯定会影响到银行。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一方面，2008年、2009年发放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另外由于控制房价之后，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后续贷款则一方面监管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银行动力也不大。我们了解到银行2009年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时候利率是下浮10%的，现在把资金贷给企业，可以上浮30%甚至到50%，所以银行自己现在也没有太大动力给平台贷款。平台现在贷款没有，发债也受阻，靠借新还旧来缓和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这是第二个风险。
关于民间借贷的风险。9月份我到温州调研，发现民间借贷的问题比较突出，大体上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民间借贷利率高位运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增多、风险快速聚集。二是由于没有保险机制，一旦资金链断裂将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类似地区，以至于有可能波及正规金融机构，因为有一些民间借贷资金最终还是从银行周转出来流到民间市场的。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情况类似于1993年，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现象。所不同的是1993年乱在正规金融机构，这次乱在非正规金融体系。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正确认识，有三个方面要把握住：从正面来讲，民间借贷有需求，也有供给，也对经济有贡献。但从反面也要看到风险。要防止有人炒作，实际上是为了压央行放松货币政策。
金融改革有三大任务需要推进
第三部分我想就金融改革谈一下看法。我认为金融改革有三大任务。一是利率市场化，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首先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压缩民间借贷空间。温州等地方民间借贷之所以这么发达，出现风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利率是负利率，造成大量资金流到非正规体系。
其次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有助于反映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利率市场化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助于反映宏观调控需要，完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
但是利率市场化也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强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约束。这次地方自主发行债券，本来希望借助市场力量、借助投资者力量来约束地方政府，结果出现什么情况？试点地方债利率比国债利率还低，这说明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财务约束还是不够硬，没有办法达到约束自己、并且约束地方政府的目的。
二是我主张把民间资本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
三是加快建设一个健全的金融安全网。好比杂技演员表演，有一个网在下面，杂技演员才可以放手表演。金融安全网主要有三大核心支柱，就是审慎监管者、最后贷款人、最后投资者保护机制。在审慎监管者方面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理顺经营方式与监管方式的关系，这是监管领域最大的结构性风险。第二个事情就是理顺金融监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授权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对微小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加强审慎监管这条防线。
最后贷款人做的事情就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规范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这对中国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实践上也是有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1985年广场协议，除了日元升值之外，德国马克也大幅度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发现日本由于美国压力，没有提高利率，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而德国虽然有美国压力，仍把利率提上去了，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保护国家利益非常有好处。
关于广义投资者保护机制，我们已有保险保证基金，现在缺存款保险制度。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患于未然。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做保障的话，存款人更愿意把钱存到大银行去，中小银行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再有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可能产生竞争失败者。竞争失败就要有退出制度，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就退不出去。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防金融危机冲击和防恐慌有很大好处。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通盘把握审慎权衡 努力做好全面统筹
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决策管理当局要特别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审慎权衡，对短期应变、中期升级与避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好全面的统筹。
当前环境要求建立应变预案
短期内世界经济真正的大考和与之伴随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欧元区：希腊第二轮主权债务危机涛声依旧，在20国峰会前后导致相关国家一日三惊，而意大利近来又爆出公共部门债务的严峻形势，局面吃紧，总理易人，明年2至4月还将有一轮偿债高峰压力，一旦挺不过去，整个欧洲的形势有可能急转直下；即使意大利挺过了今年秋天和明年上半年的考验，对于2013年的欧元区景况预测，也已让许多观察者忧心忡忡：在过去所积累的债务矛盾显性化过程中，欧盟成员国能否于相互协调与博弈中使欧洲货币同盟真正匹配上具有足够支撑力的欧洲财政同盟制度框架，目前看来还矛盾重重，不能不打个大问号。所以，欧元区如真的出现不利的局面，很可能把世界经济从所谓“后危机时代”又拖入“二次探底”的泥沼，那么已具高外向性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经济来说，必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此外部环境下，短期应变和中期抵御冲击的预案都值得考虑。现在我个人感觉不宜宣布政策转型，还应该继续保持政策观望期的特点，但是要在预调和微调上把文章做足。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还不宜贸然改变，但在以“观察期”为特征的一段时间内紧缩举措有必要减少动作，并应配之以必要的定向宽松。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的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框架，仍需维持一段时间不作变动，同时对财政政策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功能给予充分发挥，以增加有效供给，助益大局。
经济各领域均需升级换代
从内部环境看，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余波未了，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不利因素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本年度下半年有一些不利变化，微观主体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困难有所加剧、部分区域较集中地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等，亦带来一些忧虑和新的矛盾与问题。而区域上出现的问题以温州为代表，它又有几层含义。一般讲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可以逼着中小微企业注重升级换代，特别是中小企业有很明显的升级换代要求。然而，小微企业更多是草根自救、草根生存、草根就业，不太强调升级换代。它发展升级一段时间之后，温州发展出现空心化。首先实体经济层面没有如愿实现升级换代，这是整个经济的发展缩影。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都出现技术天花板、制度天花板，企业不能够真正实现发展方式转变，那么后续的中西部区域怎么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出现？
第二层面，温州空心化的现象也警醒我们必须在金融改革方面加速升级换代，要下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样化。像温州这种区域，多少年来常规金融起到多少作用？从制度来说，首先是金融配套改革，当然还有其他的配套改革，这是势在必行的。温州金融改革多样化要在区域上往前推，形成制度建设方面进展的话，应该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常规金融所谓低利贷到中利贷解决基本融资问题，把高利贷挤出去，这靠制度建设，金融改革多样化取得长期可持续的融资机制。
另外，在大的环境里也应该强调深化改革，应该有一个逻辑导向，在提防外部冲击波的同时，还应清楚地看到，“二次探底”毕竟还未成为确定性事件，我国从短期到中期的宏观政策走向，应当注重促进我国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然增长的有序转变。
引导经济的自主增长包括放松管制与准入、鼓励和发展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包括积极合理实施结构性减税，给企业主体的创业和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应当看到，扩张性财政刺激政策不可能长此以往成为常态。只要我国经济相对高涨期间有较大把握避免被外部世界的“二次探底”再拉回低迷状态，财政政策的必然逻辑是经过适当的“淡出”过程而回归稳健（虽然谈论其具体时间表为时尚早）。
在人们普遍关心的税制改革，从目前延伸到整个“十二五”期间，我们应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抓住增值税扩围改革重点，促使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和第三产业的各类市场主体，脱开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因素的抑制，放手实施专业化细分与升级换代，从而支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重要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同时，也需要在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由现阶段的分类征收模式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模式，更好地发挥优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望减轻 汇率宜保持基本稳定
我想就汇率变化与资本流动的问题谈一些看法。10月份外汇占款下降，储备减少，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有资本流出。我认为这样说不够准确，需要做进一步详细、深入的分析。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数据，但可以从已经公布的一些数据来分析。
10月份的对外贸易情况与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变化基本一致，贸易顺差有所收窄。与之相对应，结售汇顺差也明显下降。事实上，售汇没有太明显变化，主要是结汇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在人民币有贬值预期、美元有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加之目前强制结售汇已基本取消，持有美元的人不愿意抛售美元。其实中国的结售汇90%以上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占比重很小。因此，说是资本大量流出导致外汇占款和储备减少是不够准确的。当然，经常项目中间也隐含着一些资本流动。但应该说有关部门对这方面还是管得比较紧，通过经常项目进出的资本流动不会太多。
但10月外汇占款和储备减少至少说明，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若持续下去，未来很有可能真会发生大规模的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的行为。对此应予以密切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售汇结构下，如果未来一旦预期转向，人民币升值预期再现，就会有购买人民币、抛售美元的相反操作，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这在管理上确实需要加以高度关注。
接下来谈谈对未来人民币走势的基本看法。我也基本认同明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减轻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会出现贬值。首先，从经常项目看，未来我国出口增速将放缓，预计今年增速在20%左右，明年可能连15%都难以达到。出口放缓导致顺差收窄，预计今年顺差规模只有约1500亿元左右，明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1200亿元至1000亿元。
其次，从资本项目看，明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收益下降会减轻资本流入压力。明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望扩大。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今年直接投资规模比去年有所下降。前一段我去日本访问，日本学者对明年增长预期相对比较乐观。主要是因为灾后重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显著，普遍认为明年日本经济增长在2.5%到3%。美国的情况也比欧洲要好一些，很有可能在最近会出现一些经济略微转好的迹象。因此，明年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投资步伐可能会更快，资本流出增加，这也会使得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
此外，从国内宏观环境来看，预计明年政策适度放松，流动性会相对宽松一些，预计市场利率趋于下行，加之经济增速放缓，都会降低境外资本进入中国的积极性。总体来看，明年因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有所减轻。但我们也要关注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比如，预计美国和巴西会继续通过国际组织对我国施加压力。
对于未来的汇率政策，在目前既有贬值压力、也有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一个良好的汇率环境，需要认真加以考虑。我认为，在未来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基本稳定为宜，可以略显强势。
首先，尽管贬值对出口确实有好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口行业得以迅速发展，贬值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已经不是过去以经常项目为绝对主导了，资本项目占比已经很大。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之后，若人民币形成贬值趋势，就会导致资本大规模迅速流出，对国内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不利。
其次，目前房地产调控已经初见成效，房价渐呈缓慢回落态势。如果人民币形成贬值趋势，导致之前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大规模快速流出，就有可能导致房价崩溃式下跌，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平稳发展。若能够稳住资本流动，则有助于调控达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预期目标。
第三，我们要特别关注近10年来的资本流入状况。外汇占款从2000年末的1.4万亿元一路增加到今年9月末的25.5万亿元。国内的所谓泡沫等一系列问题都与资本大规模流入有关，货币政策承受很大压力。考虑到人民币持续贬值会带来资本大规模外流，进而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冲击。因此，不宜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贬值趋势。
人民币维持基本稳定并略显强势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好处。比如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对于促进整个出口行业转型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都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产业转移已经开始，而且步伐在明显加快。前一段时间我到湖北、河南等地区调研，掌握了很多一线材料。目前来看，产业转移已经有了很好的势头。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并略显强势有利于产业转移继续保持这种良好势头。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要从国际上要获得很多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很多技术资源。而这都需要国内资本走出去。人民币略显强势对于廉价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显然是有很大帮助的。从日本、德国等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我感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通过从国外获得大量资源和技术来推动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也需要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并略显强势。
此外，人民币走出去、推进国际化也要有战略眼光。一个弱势货币是不可能让更多人选择持有的，也就难以成为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要略显强势，只有坚挺的货币才能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国内企业走出去，商业银行走出去，进而本国货币走出去，最终都需要人民币保持强势。
以上是关于汇率政策的看法。事实上，汇率和资本流动是有很大关系的。当人民币有持续贬值趋势时，就出现资本流出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不能完全顺应这样的变化，而应采取以我为主或者说以求稳为主的政策取向。
近年来，中国资本流动状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接着就出现两波人民币升值。伴随而来的则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且顺差规模不断增大。而且，银行结售汇也基本都是顺差，外汇占款规模也不断扩大，国际储备也不断增加，现在中国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都是资本净流入的格局。
2008年以来情况开始有所变化。首先是2008年贸易顺差开始往下走，2007年贸易顺差大约占到GDP的7%左右，今年则不到2%，收缩速度很快。近两年甚至出现月度或季度贸易逆差。而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很久没有出现逆差的情况，需要引起密切关注。再有，2008年人民币出现了贬值压力，尽管实际并未贬值。最近又出现了贬值压力，外汇占款和国际储备出现减少。这说明整个运行格局在这次危机之后事实上已经有了变化。其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我国主动政策调整，也包括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
我们要关注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然，如果连接起来看，完全是一个系统性运行格局的演变。我们应高度关注资本流动风险，要从宏观政策上进行调控。我认为，不能顺应资本流出和贬值预期而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而应该采取求稳的政策取向。比如，应稳住经济增长，避免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要稳住汇率，避免人民币出现持续贬值趋势。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出现以前持续大幅升值的状况。
在资本和金融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还是有比较有效的手段。但是也要看到，尽管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但近年来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其中还有很多是以短期投机为目的、不合规的热钱。这说明应对资本流出还是有办法的。事实上，一旦出现某种恐慌性情绪，资本流动规模就会很大。对此应有控制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应急预案。总之，对资本流动应该采取求稳的政策取向，以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大规模流入和流出都不好。
贺强（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当前经济呈现“六个并存” 对增速放缓不必太过担心
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可用“六个并存”来概括；第一是今年从总体上看，经济下行与物价上行并存；第二是财政政策积极与货币政策趋紧态势并存；第三是产能过剩与通胀并存；第四是国企盈利与民企困难并存；第五是人民币升值与出口下滑并存；第六是虚拟经济资金泛滥与实体经济资金短缺并存。
造成这些现象的第一个原因，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基建工程没钱了。2009年扩大投资，投了很多项目，第一笔钱也拨出去了，很多工程修了一半现在没有钱了，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二是地方政府没地了，如北京四环内就无地可卖，有些地方有地也卖不出去，成交量萎缩。地方普遍没有地，或者卖不出地，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又欠了一大堆账。2009年我在政协会议上做专题报告时，就提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欠债越来越多。
三是1月份我们考察深圳就发现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的问题。到了前两个月，我们在重庆考察，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后，去年在消化产能过剩方面成绩很明显，今年这个问题又严重了。
四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这是现实问题。因为现在的中小企业困难，南部向珠三角蔓延，北部向东北蔓延，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肯定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关注。
现在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也在放贷，有点不务正业，因为地下金融高利吸引他们，拿到钱就去放贷。而地下、民间融资有巨大的风险。有人主张使地下金融合法化，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方向。民间金融的钱是有限的，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困难。
第二个原因是，从去年到现在，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收紧的趋势。为什么货币政策一直在收紧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抑制物价，不能用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否则由于产能过剩，卖不动的商品会积压，必然影响经济。我们现在抑制物价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主要针对食品价格上涨，从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入手。
为什么新世纪以来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因为食品的物理属性，也因为消费特点，在供给和需求方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动不动就容易上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抑制食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上来。治本的办法就是采取措施，保证粮食供给稳定，这样价格才能稳定。要从农业水利设施和农业科技、农产品深加工、库存能力这些方面入手。
第三个原因是，从国际因素看，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很多国家的经济衰退，逼迫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导致多国经济触底反弹，甚至经济复苏。他们认为达到了目的，政策退出，政策支撑经济上行力量减弱。再加上现在欧债危机，影响了各国经济，所以导致复苏的迟缓。国际上这种经济走势影响到国内，特别是影响了出口，从而使我们的经济下滑。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阶段。而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本动力，即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在这方面需要下大力气突破。
这是我们的基本分析。根据现在情况判断，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变化，在7、8月份之后，首先物价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连续下滑4个月，CPI从6.5%滑到4.2%，物价有可能形成一个连续下滑的趋势。但是现在还不能说这个趋势已经彻底形成，还需要观察。估计12月份的物价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另外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香港恒生指数的PMI是47.7%。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行确实是在下行，现在关注热点不能只集中在通货膨胀上，还应该对经济下滑问题高度关注。
我们对新的一年还是比较乐观的。很多专家在2009年非常乐观，去年却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二次探底，不看好中国经济。实际上去年总体经济是强烈的触底反弹。GDP从9.1%到10.3%，这才是真实的情况，没有那么悲观。今年总体经济发展可以算出来：GDP一季度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如果要想总体经济超过去年10.3%，最后一个季度GDP要超过12%以上，那是不可能的。今年GDP肯定低于10.3%，低多少呢？我们估计是在9.2%或9.3%左右。因为一到三季度平均是9.4%，最后一季度预测8.7%、8.8%，平均9.2%以上。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经济衰退。
苑德军（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
“稳增长”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和深化改革
从目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看，明年经济减速已成定局。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这种趋势性变化，是国际经济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内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际经济环境看，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较好，主要表现在：三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上升，10月份ISM制造业指数创5个月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改善，失业率逐月下降，11月降到8.6%，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较明显的见底迹象。但是，巨大的财政赤字泡沫，沉重的政府债务包袱、仍居高位的失业率以及前景难测的欧债危机的影响，使美国的经济复苏仍显脆弱，复苏之路仍然艰难和漫长。从欧元区情况看，11月制造业PMI由47.1%跌至46.4%，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经济下滑态势十分明显。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大有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之势。欧盟和欧洲央行虽然采取了各种救助措施，但短期流动性注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债问题。欧债危机使债券收益率上升，债券贬值，欧洲的银行将不得不大量提取减值准备，导致自身流动性不足，同时引起社会融资成本上升，这势必影响欧元区的实体经济。而陷入债务危机国家的紧缩政策会降低社会投资和消费支出，从而也会拉动欧元区经济下滑。
从国内情况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铁路投资规模减少等因素，将使投资增长率下滑。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加工贸易企业外迁、贸易摩擦加剧、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等因素影响，明年的出口形势更加严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是负的。但是，我们也不必看空中国经济，不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减速带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基础上的。在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强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也是“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而这种经济结构转型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除旧布新过程，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次“大手术”，必然带来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和产出的下降，而新兴产业短期内还无法弥补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和产出的漏损，这就势必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同时，人口、制度和全球化“三大红利”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递减，也是导致经济减速的重要因素。还应看到，我国2010年GDP总量已经接近40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3465亿元的100多倍。在这样高的经济总量基础上，要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很困难的。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转折时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逐步增强。
从投资看，虽然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下滑，但保障房建设投资会扩大，水利建设的投资会增加，电力、电网、环保、文化产业、服务业等方面的投资也会增加，还有“十二五”期间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这些都是导致投资增长的因素。明年的投资仍有望保持在20%左右。从消费看，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和个税改革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房价下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环境改善，也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总体上看，明年消费有望保持平稳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可保持在18%左右。尽管出口形势不乐观，但明年经济仍有望保持8．5%以上的较快增长。
11月的CPI已经下降到4.2%，物价下行的趋势已经确立，“稳增长”取代“控物价”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要实现“稳增长”，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我看来，这种新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二是深化改革。结构转型会影响经济增速，但转型步伐加快也会推动经济增长。
必须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结构转型。要深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同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明确政府的行为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改革是拉动30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动力，而目前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陷于止步不前的停顿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的阻滞因素。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央企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因为这种垄断损害了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和社会公平，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应该矫正央企改革的方向，改变通过简单行政化合并整合央企国有产权的做法。要尽快制定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具体实施细则，消除民营资本自由投资的各种制度壁垒和市场壁垒，并为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后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激活和扩大民间投资，促进投资增长。还应看到，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现已达到1000多家，管理的资本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是一支重要的民间投资力量。要从政策上鼓励扶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发挥其增加创业资本供给、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当前，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打破金融垄断，发展多种类型的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普惠型金融体系，同时，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创新直接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创造有利条件。要加强股市制度建设，重振股市和投资者信心，使股市真正成为增加公众财产性收入、提升公众消费能力的投资平台。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实施货币政策预调微调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积聚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步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阶段，全球经济环境正处于2008年以来又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可能在近期不断升级。由于市场大幅动荡，全球经济正处在“二次衰退”的边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欧洲银行业危机凸显；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主权评级遭到下调；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难以继续为全球复苏提供强劲动力，面临资本流动转向压力，硬着陆风险上升。
受全球经济负面冲击和国内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风险增大。一是经济动力和新增长点不足。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一、二、三季度同比增长分别为9.7%、9.5%、9.1%，三季度GDP回落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外部经济衰退将导致出口萎缩，国内收紧导致投资减少，在双重压力下经济整体增速出现快速回落的风险。二是通胀反弹的风险仍很大。目前来看，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减弱，但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中长期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取向、欧盟大规模资金救市计划以及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输入性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三是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地方投融资平台、民间借贷等领域潜在风险增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硬着陆”的风险变大。四是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政策判断失误的风险增大。CPI、房价、外汇占款、人民币汇率均出现“拐点”，但究竟其代表的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仍有待观察，给政策判断带来难度。
高度关注风险隐患。一般而言，金融风险积聚的过程是：一是风险积聚，外部宽松货币政策使“热钱”大规模流入，引起汇率升值、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二是汇率升值削弱贸易竞争力，提高利率抑制通涨，“热钱”进一步流入，资产泡沫形成；三是汇率升值和利率高企，经济增速下降、国际收支恶化；四是唱衰+“热钱”大流出+评级下降=汇率大幅贬值+资产泡沫破灭。虽然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基本合理、泡沫也很小，与当年西德类似，但也应高度关注相关风险。
预调微调应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紧缩政策，但被国际金融危机中止，同时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复苏；4万亿元投资带来流动性过剩，再加上房地产调控以及保民生措施，今年以来控制通涨成为主要目标。CPI自今年7月份出现拐点，开始缓解，但仍存在较大压力。过度关注价格的紧缩政策尽管对抑制物价上涨、保障民生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速下降和企业融资难问题上。目前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稳定经济增长，同时能控制通胀水平和预期、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货币政策适度转向宽松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时，鉴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并不适合全面放松，未来货币政策只能进行预调微调。我国货币供应量已成世界第一，要求谨慎。其中，预调即判断整体宏观经济的走向，体现在增量上；微调则是对矫枉过正的修正，体现在存量方面。
实现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需要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财政政策包括用于民生的政府支出的增加，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力度，提高居民的所得收入等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是根据存贷款情况、外汇占款情况、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总体基调是适度放松流动性；二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小幅调整，可以实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明年上半年可视情况调整3次左右；三是信贷投放上定向宽松进一步细化实施，尤其是投向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四是考虑到国内外利率有一定差异，利率变动与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应审慎利用利率工具。利率的调整要兼顾未来一年通胀平均水平和国内经济状况，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变贷款利率和民间借款利率、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间的较大差距；五是人民币汇率实现在一定合理水平内的双向波动，结束单向升值状态有利于降低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促进出口增长。
注意政策节奏和力度防止开闸放水影响结构调整
适时放松货币政策，主要是考虑货币增速要稳定在合理水平、通胀水平有下降趋势，应对经济下滑和流动性短缺困难更为紧迫，但应避免政策放松得过快过猛。
一是防止控通胀被忽视。对本轮通胀回落的稳定性判断尚需审慎。目前来看，全球宽松的货币条件仍将持续，货币存量较高，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劳动力成本等中长期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控制通货膨胀不能松懈，需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
二是防止调结构被延滞。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近期偏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城乡差距缩小以及对外贸易更趋平衡。而下一轮适度放松的政策可能又会导致部分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松动“调结构”的目标。在需求结构、收入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依然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在货币政策微调时应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做到有保有压。
综上，一方面，为了维持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速和调整经济结构平衡，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和定向宽松将是主要调控方向。另一方面，“控通胀”的任务不能完全松懈，未来政策放松要有度，总量维稳将是常态。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提高对经济适度减速的容忍度把握契机深化改革、调整结构
我想从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政策走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昨天（12月8日）晚上发了一条微博，我知道11月的CPI降至5%以下，一降之后要求政策松动、要求保增长的呼声就会增强。因此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物价水平不是决定货币政策尺度的惟一标准。经济增长、调整结构、管理通胀预期，是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但事实证明，这三件事要同时做好并不容易。2008年，为了保增长投入4万亿元，马上投资增速非常快，但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埋下了通胀、资产泡沫隐患，也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既希望经济增长率很高，又想通胀较低，没有资产泡沫，还想经济结构合理，是非常难的，只能寻找一个平衡点，要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低一些，不要太高，因为这对于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调整经济结构更有利。
其实放在一个长周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前30年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整体经济增速在10%以上，未来30年继续保持10%的增长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经济体从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有边际增长递减的问题。“十二五”规划为什么定7%，定得好像有点低，其实作为一个经济体，应当有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是最优的增长率，低于这一增长率，失业、民生等社会问题会增加；但超出这一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降低，容易产生泡沫、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学术界很多专家认为，这一潜在增长率在7%-8%比较合适。
我认为，物价水平不是决定当前货币政策方向的惟一标准，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潜台词。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还很不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不充分。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应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发挥杠杆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样金融调控就会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宽松时，大量货币从央行释放出去，而利率水平被压在低位，这时，大量资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等领域，而事前期望的是服务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常常事与愿违。显然，这一切跟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是有关的。
那么，在提高对经济减速容忍度的情况下，我们未来应该干什么？我们不能放松货币，而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深化改革，二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做好这两件事非常重要。
先说深化改革。刚才我们讲宏观调控不健全，价格手段没有发挥杠杆作用，所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利率真正发挥杠杆作用，让资金流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行业中去。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关的配套改革也需要做好。但我们强调要积极推进，这应是明年深化改革第一个要做的事。
第二个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国中西部差距非常大，未来投资增长空间仍然是非常大的，但在政府主导投资方面一定要进行改革。前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各家银行都抢着贷款，以至于目前大家很担心其不良率的问题。试想，如果政府没有把融资平台拿在自己手里，而是把商业性项目承包给民间资本来做，银行还会抢着贷款吗？银行认为是政府行为，觉得没有风险，所以抢。因此，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会投资效率低下、挤出民间资本，还会出现绑架商业银行、导致金融风险增加的情况。所以我提出一个原则，未来投资空间仍然非常大，但是要把握一个度，找到一个分水岭。只要是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项目，都要尽量通过招投标等方式放给民间资本来做，政府不要鸠占鹊巢。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我们到地方看到各种投资平台、各种公司都是政府一个大锅里的肉。愿意不愿意把这些商业化，交给民间资本去办？我们希望政府会下定决心。因为不下这种决心的话，虽然未来中国投资增长仍然有潜力，但潜力之后就是隐患，所以说这块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我们也说了很长时间，要给民间资本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推动垄断性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中央政府为此多次发文，但整体贯彻效果并不明显，并没有倒闭风险。但在经济出现适度减速的时候，就要向改革要效益，深化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才能使整个市场上形成更为充分的竞争，提高效益。这种开放不但包括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也包括金融业、银行业。中国银行业一方面市场不开放，利率没有市场化，另外一方面又按照国际标准，把资本金垒得那么高。前些天我谈过这个问题，有人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拆掉这么高的监管防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要拆掉，而是要让防线真正发挥作用。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有大家充分竞争，有的银行可能要倒了，要亏损了，资本才能吸收损失，高标准的监管防线才能真正派上用场。因此，金融行业未来进一步开放市场，民间资本进入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深化这方面的改革。
最后一个改革，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每次到地方，经常感觉地方政府权力边界过大，政府就像当地最大的一家公司，而且其他民间资本的公司都相当于是子公司。所以说政府要有自己的行政边界和权力边界。政府权力边界相对比较大的地方，民间资本经营成本都会被推高，市场化程度都会被降低。所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在改革中要做的事。
再说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投资依赖性非常高，投资又是政府主导性比较强，所以说经济增速一高，一刺激之后，大量“铁公基”项目上马，所以我们要压低一些，同时改革投融资体制，能够使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从企业来看也是这样的，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面需求都很旺盛，这时候所有企业的无论是高附加值还是低附加值的商品都会很好卖。在商品好销售、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让谁调结构、提高科技含量，谁也不愿意做。经济增速降低一些，让很多企业感受到压力，逼迫他不得不通过产业转型，提高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才会更有效。
对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出发点问题，首先我们并不同意货币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向，出现大幅度货币放松。我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偏高一些，现在是21%，有一定的降低空间。政策可以进行一些微调，包括定向性宽松，但是，一定要把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放在首要位置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财政政策，明年还是要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把握两个方向，一个是在税收上，应通过结构性减税来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比如政府可以要求企业保持最低工资标准，但同时应把企业的税收降下来，这样企业就能拿出这部分钱来给工人提高工资了。从这个逻辑来看，减税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功能，改善民生，熨平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过大后，由于边际效应，有钱人消费倾向递减，而贫穷的人还是没钱消费，这样，扩大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消费需求就会逐渐枯萎。所以，一定要用财政政策调整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的收入结构，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是消费主体，由于其学历高、工作能力强，也是创新主体，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会可持续性地向前走。
因此，建议明年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把重点放到结构性减税和改善民生这两个方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