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我认为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

  

  “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我认为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12月19日，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

  今年全国人大财经委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做过几次调研，发现针对这类企业的减税方案并不具体。究竟哪类企业要减、如何减没有具体办法。“我们希望进一步跟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研究，继续细化这个问题。”贺铿当场表示。

  结构性减税不到位

  在调研过程中贺铿发现，小微企业目前的困难很多，主要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人民币一直升值，小微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了很多。

  对于今年年底开始的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上调，与会的专家均表示“作用有限”。

  在贺铿看来，只要产品有市场、又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就要切实采取措施进行扶植。对于利润率低的企业，政府可以对“四险一金”实行财政缴款，或者部分由财政缴款。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提高了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表示：“给小微企业减税是体现了政府的引导信号，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按照现在的方案操作下来企业得到的实惠也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对小微企业来说根本不够。”

  今年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到浙江和江苏两个地方调研，发现温州和台州的制造业更困难。究其原因，江苏的制造业还能继续有生存的空间，是因为当地很多外向型的制造业，减了部分增值税。

  “如果说现在让我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不偷税漏税的话，90%的企业肯定会倒闭。在增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果加强税收法制化的手段，对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严重打击。”周天勇表示。

  不过，贾康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其他的因素必须要通盘考虑。在他看来企业负担不单单是税的问题，还包括各种收费。

  据周天勇测算，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2.19万多亿，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估计这几年数据会更高。

  明确中央财政保障范围

  当日会议上，贺铿还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2年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财税体制应该是改革的重点。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怎么样进行转移支付？怎么样进行结构性减税和收入分配如何调节？这是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希望有关方面抓好关键环节的改革，真正地促进社会公平。在他看来，“我们在财政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央的财力占比太大，而是中央的财力保证的范围是什么？这个界定不很明确。”贺铿表示。

  此外，转移的方法也不很科学，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央财力保障的范围究竟是什么。计算科学合理的转移系数，以一般性财政转移为主，让中央的财力转移到地方去，并且进入地方的总的预算，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

  “由中央负责的专项转移项目不能太多，这些专项转移应当由中央全额支付，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不搞地方配套，这样做到责权利分明，要杜绝‘跑部钱进’的现象。”贺铿表示。

  在他看来，财政支出的重点要真正地转向农村，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财力明显地增强，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始终是在城市。至此城乡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地扩大。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也表示，单纯谈论中国宏观税负高低没有意义，政府收30%也好、50%也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目前税收的运行状况的一种测试和判断。但更重要的事情是看一看政府究竟应该花多少钱，究竟需要政府干多少事。

  耶鲁大学金融系教授陈志武表示，地方政府面对税收压力的时候，很多地方开始给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更多的压力，以捐款等各种不同方式支持地方政府，逼得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掉了，这个趋势在最近明显增加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更多的制约，尤其应该受到包括媒体和地方人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