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贸出现井喷式增长，但双方政府未对此作好准备，没有对其予以有力监管。

  

  苏联解体后，中国外交面对的最大冲击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这些国情千差万别，对中国态度和认知各不相同，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地位和重要性也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关系。

  从中国的建交传统出发，在与新独立国家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稳扎稳打、逐个推进的保守方式，分别建立外交机构，分别确立联系机制，分别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与新独立国家的建交建馆过程相对缓慢，时间较长，这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与各国关系的推进。但好处是一开始就确保了双方之间不存在影响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为之后与部分国家关系的飞速提升打下了基础。

  如何确定与新邻国的边界问题是建交完成后的当务之急。这一次中国外交采取了积极主动、联合推进的方式。通过创立上海五国机制，与各国达成《边界相互裁军和信任协定》，为边界谈判和勘界工作开创了良好的互信氛围。至2000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全部解决。2005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也确定。

  受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限制，中苏边境省份间的经济往来很少。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贸出现井喷式增长，但双方政府未对此作好准备，没有对其予以有力监管，为此后“灰色清关”、低劣产品泛滥等严重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1990年代末，中国与相关国家能源为主的新经济合作开始启动。与西方公司先行，政府殿后服务的模式不同，中国与各国的能源合作，完全由政府主导。政府的全面规划、强力介入和政策资金保障，成为双方能源合作成功铺开的主要原因。几乎所有能源大单的签署，都是在相关国家领导人访华，或中国领导人出访之际完成的。目前，中国已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获得油气田，在俄罗斯合作开发油气田，与三国签署长期的能源进口合同，铺设油气管线。到2010年，中国从上述国家进口的石油约占中国石油进口的9%；进口的天然气占比接近一半。

  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迅速拉近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给中国与各国的正常经济合作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应相关国家的请求，中国加大了对独联体国家的无偿援助、优惠信贷和直接投资。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各国，特别是其重要战略行业，为中国与各国关系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对独联体，尤其是中亚的“经济蚕食”。

  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不是G20、达沃斯论坛、金砖峰会等全球多边机制，而是上海合作组织组织内的高峰会。因为上合组织，俄罗斯和中亚已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访最密集的地区，尽管这与其在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性并不完全相称。此外，上合组织还为安全、经济、人文等所有涉外职能部门建立了专门的分委会，成为仅次于联合国的、中国参与最全面的国际组织。在投入这么多后，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将向何处去？这已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道重要难题。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三个独联体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未来中国对独联体外交的重点和关键将是中亚。

  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定的鼓舞下，与中亚的自贸区协定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外交下一步的主要突破口。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除了前述提到的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担忧外，俄罗斯加大对中国“经济巨人”在其传统势力范围边崛起的防范，是另一个难以化解的障碍。

  中国明确承认俄在独联体的传统影响，支持其推进的一体化进程。在推动中亚诸国的合作和促进地区一体化上，中俄目标相同，理应协调一致，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但两国在推进中亚一体化上的方式和理念不同。俄罗斯正在推行的将中亚国家悉数纳入独联体一体化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釜底抽薪。目前看，除非将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二为一，否则很难明确划分两组织在中亚的责任和分工，两种机制间的相互掣肘（两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重合）将难以避免。

  好在经济选择不像政治选择那样僵硬。智利加入了拉美自由贸易区，但这并不影响它与中国、韩国签订双边性质的自贸协议。在积极与俄协调中亚一体化的同时，中国也应并行不悖地放手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自贸区谈判。经济外交说到底，还是要比谁更有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中亚的外交，仍要坚决地以双边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