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4月21日，北京金融工作局副巡视员沈鸿在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会长工作会议上进行了重要发言。发言继续增加了资金存管、风险准备金、线

2017年4月21日，北京金融工作局副巡视员沈鸿在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会长工作会议上进行了重要发言。

发言继续增加了资金存管、风险准备金、线下门店、集合标、引入机构资金等方面的监管强度，也进一步稳固了“最严地方监管条例”的立场。

这使得网贷圈激起了一阵小小波澜，也让与北京地方监管相关的话题又重新燃起了热度。

而与激进的北京不同的是，在除了厦门、广东两地外，作为中国经济“镇守使”的长三角地区，却迟迟未见动静。

一些与当地地方监管人员有所接触的人士表示，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用适当的制度去约束，成了这些经济重镇在制定细则时最难权衡的地方。

那么，在地域条件不尽相同的情况下，网贷地方监管细则是否会出现“南北割据”的画面?

一、从824说起

不论最终地方监管细则呈现的态势如何，在本源上，824文件依然是站在了“道德中心的制高点”。所以824文件为我们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大方向——为传统金融“补缺”，这个概念成为了后来所有花开结果的“根”。

过去传统金融是如何运作的?以银行为例，在借贷这边只对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在民间资金这边，又只能扮演储蓄方这样浅层的角色。其发挥的效应难以维系现在的社会金融水平。

但金融互联网化弥补了两端不对应的落差，让金融行为显得更具“高效率”和“服务性”。

比如在撮合社会闲散资金方面。过去很多人只满足于定期储蓄这样的形式来获得收益，但当类似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出现时，我们发现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呈现了大爆发和聚集效应。这说明民间资金在寻求一种更合规、更安全获益方式，而这个收益数额也一定足以覆盖节节攀高的CPI数值。

这既互联网金融所能提供的绝佳渠道，也是转化至另一端的本质基础，而这个“另一端”，正是有着强烈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融资难，并不是一两天的事。虽然被各大银行“看不起”，不过与那些累赘浑身的僵尸企业相比，这些却是更具时代标签、创新力更强的企业，同时也是解决“供给侧”问题、保证“去杠杆稳增长”的关键。

互联网金融“接收”了这批在过去被视为鸡肋的长尾客户，通过社会闲散资金的聚集，来解决这些小微企业的发展难题。同时利用互联网信息的开放化，去除浮于企业表面的虚高杠杆，使得经济生态有所改善。

所以虽然824文件看似是定义了“信息中介”;限定了借款上限;要求银行存管、信息披露等方面。实际上是对概括了互联网金融的根本意义——“补缺”传统金融的位置，并且发挥大数据、高效率、小额分散的优势。

而这一概念的推进，也让各地监管细则，因为各地原生金融格局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制定重点和难度。

二.南宽北严，差距甚大

2017年年初，广东、厦门成为了第一批下发地方监管细则的省市，由于两地开放式的经济贸易体系，无论民间资本的流动性，还是借贷端的需求，都存在着大量的上涨空间，这也是两地监管细则颇显“温柔”的主要原因。

但相对于最先“开工”的广东、厦门两地，北京出台的地方性监管细则，却被公认为是“史上最严细则”。

在这份3月中旬由北京监管部门下发的整改要求中我们看到，不仅风险保证金被明令禁止，包括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在内的P2N模式也被一一封杀。除此之外，一些类似于“理财”、“收益率”这样的文字要求也被提上了正题，大有雷厉风行之势。

而北京身上所负担的更多地域因素，让这份北京监管细则被打磨得“滴水不漏”。

1)立场定位：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承载了更多“责任感”。这个责任感涉及了多方面，譬如思想、体系、发展观等等。所以与开放式自由发展的其他省市相比，北京首先要确保的、是互联网金融定义的严谨和发展过程的稳定，绝非金融互联网化带来的格局改变或是金融指数的变化。而这也是北京在制定监管细则时，“从严考虑”的最大要素。

2)实际境况：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让北京在拥有成熟的商业市场同时，也使得传统金融过早地占据了金融模块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像银行、保险、证券这样的传统金融重要机构，几乎都将主体发展力和业务留在了北京。也就是说，北京需要依赖金融互联网化的需求微乎其微，其大部分金融行为都可仰仗传统金融来完成。这一方面使得北京的金融结构相对完善，却也削减了互联网金融的地域发展动力。所以对于北京而言，互联网金融机构过多，反而会增加了无谓的需求，导致协调成本的上涨。

3)管理难度：为了让主体业务得到更好发展，过去几年许多注册在外的平台，都会把总部或是核心部门放置在北京以求更好的空间，这就造成了北京监管部门时常要面临在管好自家平台同时，还要时不时帮一把“别人家的平台”的难题。而从这点来看，若是北京在细则上制定得过宽，就等于是变相给予这些“外地平台”更多的生存空间，反而给自己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

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宽”与“严”的结果，与它的地缘条件有着分不开的联系。那么同理，沪浙地区与北京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先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是“南北统一”，还是“南北割据”呢?

三、沪浙地区的境况分析

实际上，早在不久前，传说中的上海网贷监管细则讨论稿就在网上流传了一段时间。而零壹财经也曾报道过，上海地区将很有可能在4月中旬出台地方监管细则。但眼见已近5月，沪浙两地区却依然安安静静。

专业人士认为，作为东部沿海的经济强区，这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把控尺度更难界定。

一、经济结构

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山东的大企业比作大象，那么浙江的民营企业就可以看做小狗。小狗虽小，但如果是千千万万只小狗集合起来，那么咬死几只大象便不成问题。”

从当年“鸡毛当令箭”的民间故事，到深植在义乌、绍兴等地的个体工商户，浙江经济最引以为傲的“民间经济”，一直是浙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我们从《2016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看到，浙江省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6485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最高，已突破了62.9%。

第三产业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引擎，但这些个体工商户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融资难”。传统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鄙视链”，让这些贡献最大的小微企业主很难有资格获得来自国家的贷款。

而这一市场的垮塌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浙江经济的衰退，所以对于像沪浙这样的经济自由地区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市场需求有，且非常大。这是长三角地区必需进行金融互联网化的前提。

二、技术市场

实际上，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信息大产业出现后，浙江省的信息技术便得到了飞快的发展。现在，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杭州被别人评价为“中国的硅谷”。据不完全数据统计，2016年浙江省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3911亿元，增长率达15.9%，占GDP的8.4%。

而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信息大产业爆发的最直接影响便是整个大数据市场的优化，这对于征信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基底。

据悉，自2016年以来，像芝麻信用这样的征信机构已呈现不断完善的态势，同时大数据应用开始不断植入浙江省内的平台中。而相比其他省份，技术基础所带来的信息革新，使得线上征信的优势得以转化，给浙江省内平台送去更好的发展基底。

三、金融基础

实际上，通过经济结构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长三角地区与北京的金融环境本身便有着天然的差异。北京讲究“大、稳”;浙江讲究“小、灵活”。这使得民间投资意识和发展基础的程度截然不同。早在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前，浙江地区的民间借贷就已十分发达，由于传统金融的“不给力”，温州、义务、绍兴等个体工商户集中城市，十分盛行集资办厂、过桥借贷等模式。

但这块需求过去通常要依赖风险大、不透明的线下高利贷来消化。所以对于浙江来说，互联网金融的介入，并不是在“助长”借贷风气，而是在消除不必要的风险杠杆。

但如何将这个民间基础转化成线上优质的资产端，还是要依靠大数据征信的优化程度，整个民间借贷市场能够透明化、开放式，才是真正能带来有效利好的关键要素。

经济基础、技术市场、金融版图、运营环境等“土壤”的不同，是决定“南北”是否能差异化发展的关键。也许很多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就是要做到“自上而下”统一行动，这样才能保证其统一性。

但正如我们对全国统一的“个税缴纳基数”时常抱有不满一样，不按当地套路出牌的政策，往往最后的结果是“违背根本意义”。

所以为了“统一”，而一刀切除一些经济高度自由化地区的金融互联网基因，反而会对地区的原生经济状态产生更大的冲击。

而从这样的层面看来，或许“南北割据”比一味的“南北统一”将更接地气。因为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如何在最合适的地方成长”是比“要不要生长”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