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技术的落地使基因检测服务在肿瘤疾病诊断及风险评估领域不断成为可靠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肿瘤基因检测行业目前已经诞生了艾德生物、睿昂基因
技术的落地使基因检测服务在肿瘤疾病诊断及风险评估领域不断成为可靠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肿瘤基因检测行业目前已经诞生了艾德生物、睿昂基因、诺辉健康等上市企业，未来市场还将继续发现具备研发和转化实力的基因检测企业。
高特佳投资分别于2016年、2018年投资了肿瘤精准诊断企业睿昂基因和鹍远生物。《IPO早知道》独家对话了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他分析了如何寻找肿瘤基因检测领域的中长期机会。王海蛟拥有十五年的医疗行业的企业管理和投资经验，累计投资已经超过60亿元人民币。
王海蛟表示，抗肿瘤药被纳入医保，医保控费需得以满足，为伴随诊断服务创造了利好的环境。国家卫健委明确规定了医院不得在未做相关检测的情况下盲目使用抗肿瘤药物。同时，肿瘤药的研发企业越来越难找到广谱的抗癌药，需筛选出其产品对抗哪种基因的突变更有效，伴随诊断产品企业将与肿瘤药企共同推进对医生的教育。
在王海蛟看来，伴随诊断针对的确诊肿瘤患者生存需求最为迫切，相关产品的市场在扩大;另外，针对很大一部分有肿瘤隐患的“亚健康”人群的“早检”需求也能诞生庞大的市场机会，因为对从“无病”到“患病”临界点的诊断和干预非常有价值，且早期干预是相对低成本的。
无论针对什么样的检测市场，都需要以技术阶段性成熟为前提。王海蛟指出，他将继续看好真正有技术创新能力，并且是有全球化创新能力的企业。科技大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企业需要有自己的研发实力，然而国内企业在底层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第二，国家医保压力不断增大，对于医药类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未来很难再保持以往的高利润，国际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
以下是《IPO早知道》精编整理的对话内容：
Q：IPO早知道
A：王海蛟
Q：为何现在肿瘤的伴随诊断也好、早筛也好，企业都还在起步阶段或高速发展期?
A：中国患者肿瘤本身被发现较晚，加上以往医生端和患者端临床认知还不够到位，伴随诊断的渗透率还存在很多空白。但伴随诊断的普及其实迎来了很大的利好：高价值的抗肿瘤靶向药被纳入医保，靶向药品只有精准地服务于肿瘤患者，医保控费才能落实得更好。今年国家卫健委也明确规定了医院不得在未做相关检测的情况下盲目使用抗肿瘤靶向药物。
肿瘤早筛与之不同，它的市场化门槛很高，首先早筛产品拿证就非常难。伴随诊断产品测试样本来源是肿瘤确诊的患者，样本容易找到;而早筛产品针对的是健康人群样本，要找出健康人上百个基因中哪些基因会影响他未来诱发肿瘤的概率，这是有挑战的。同理，监管部门的审批也面临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产品的有效性。
Q：那么现阶段早筛研究如何完成临床试验?
A：液体活检还是前沿的技术，要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比如Grail(GRAL.US)最近做了很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招募一万多名健康人并进行长达数年的随访研究。鹍远生物也做了“泰州队列”，以此为样本，计划先针对少数在致病基因突变上具有明确科研基础的癌种进行后续的前瞻性研究、论证。虽然很多论文已经发表了少数基因突变与肿瘤的关系，但只是基于几个人的变化，要证明大规模试验中得到一致的结果，是需要做研究的，而且要在中国人中进行试验。
而除了上述的准入门槛，早筛产品还有另一个市场教育的问题，这涉及到怎样鼓励一个健康人定期做体检。现在主要还是企业推动在职员工去做体检，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可能连体检都不做了。在中国除去每年新发肿瘤的人群，剩下的健康体检市场针对将近十多亿人，假设有1%的人愿意体检，这都是很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非常的分散，这些愿意体检的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也非常难找到。即使面向C端的体检机构能提供肿瘤早筛产品，客户的付费意愿、客户是否会质疑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都是问题。因此与to B模式的伴随诊断相比，肿瘤的早筛服务要解决更多to C的难点。
Q：投资方怎么考虑早筛这样的前沿技术?
A：我觉得首先难度很大，但是一旦突破了，红利也很大，因为它面向的市场非常有想象空间。如果有自己的产品，虽然中国市场的红利还没有启动，但欧美等发达国家付费能力已经能支持产品的商业化。我们要关心的则是技术创新能力。虽然大家都想投，但有技术实力的团队很少，这里的技术要在全球而不只是中国领先。鹍远的两位创始人在全球基因组学领域都有领先的研究能力，这是他们能获得大额融资的基础，否则从科研转化为早筛产品的成功概率可能并不高。
Q：从医院端看，什么样的肿瘤基因检测产品有差异化机会或正在兴起?
A：要分肿瘤的进展阶段来看。我们自己把肿瘤基因检测分为3个市场，针对健康人群叫做早筛;针对在目前诊断手段下尚未确诊但是已经发生癌前病变或者癌症早期人群的叫做早检;现有手段已经确诊为肿瘤患者的用药指导叫伴随诊断市场。我认为早检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大量病人的临床指征或现有的肿瘤标志物被发现到的时候已经处于癌症的二期三期，治疗成本高，患者承受痛苦多、寿命也短。
现在有些企业就在研究能不能发现“更早”的标志物，在患者的癌症早期或癌前病变时就能得到诊断，并得到干预治疗。这样癌症愈后效果更好，患者寿命更长，花费更少，但这也需要研究支持。早检适用人群有症状，只是现有诊断方法无法检测到，所以早检人群数量比肿瘤终末期患者数量要更大。早检又比早筛必要性更强一些，更容易让人接受。其实做基因研究的人梦想都是从伴随诊断走向早检，再走向早筛，早筛如今还是一片蓝海。
Q：当下肿瘤检测的市场还将集中在哪些伴随诊断方面?
A：整个肿瘤发展的过程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是未知的。伴随诊断的人群需求最刚性。从大数据大致看，5%的人非常健康;大部分90%的人处于亚健康;另外5%是病人。目前来看病人还有很多迫切的问题没解决，所以更多的资金在这一块投入。但研究这些亚健康人群的需求有很高价值，因为对“无病”到“患病”临界点的发现、干预是很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它也能节约非常大的社会成本。比如这次新冠疫情中，去年全国的卫生费用总支出是增长的，但是同期的药品消费量是下降的，因为勤洗手、戴口罩等卫生习惯防止了很多感冒的发生，这些干预手段相比于治疗是非常低成本的。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关注从90%变到5%的临界点上，有没有新的技术能够做出诊断。
Q：未来几年内，产品和渠道更迭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还能创造哪些机会?
A：其实大家肯定还是看技术创新，因为现在对抗内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技术创新，而且无论是治疗还是诊断，我们也不是把国门关上创新，要具备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做创新。传统的科技强国都越来越寻求国际环境对本国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仅限于中国的技术创新是不被支持的，也是无法走出国门的。第二就是老龄化导致医保压力越来越大，需要花一分钱办两分钱的事，所以中国市场今后很难说是一个高利润的市场，企业需要去面向国际市场。
Q：商业化能力、渠道能力重要性在相应地下降?
A：过去中国的投资人很关注商业化能力，或者说是变现能力，但近几年的趋势是做针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要求被投的团队能在技术优势上扎得足够深，投资人正在接受这样的创业团队商业化能力偏弱。硅谷很早就出现了只有技术优势的团队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他们只负责研发，后面会有商业化团队加入，可以说到一定程度自然有人加入这个生态去做商业化的事情。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也在发生。
更底层的因素是资本市场的上市标准也在变化，当年很多医疗创新企业的上市通道是创业板，创业板有最低盈利水平要求，也就对企业商业化水平有要求。现在科创板、港股对IPO没有收入门槛要求，投资者自然会关注企业是否有革命性的技术，以及企业团队是否有过成功的案例让市场相信企业未来的潜力。单从二级市场一些伟大的公司来看，技术创新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远高过商业模式创新。
Q：现在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还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
A：转化速度越来越快了。而现在底层技术的创新并不多。人们感觉到内卷也是因为缺乏底层创新，现在的创新更多是应用层的。今天我们在做医疗领域投资会更关注底层的技术创新。
Q：我们再看这些IVD上市企业，像化学发光这样的更成熟的市场，代表如新产业、安图生物等公司，技术创新对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A：首先它们还有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全球免疫诊断老大是雅培和罗氏，拥有龙头地位一定是产品技术做得好，品牌力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我们国内的产品种类不及它们覆盖得那么广，产品的质量、可靠性与它们相比也还有差距，这就构成了国内企业的一些可能的增长点。第二，罗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诊断业务，国内企业除了迈瑞外，其市场基本还集中在国内，所以全球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Q：您大概什么时候发现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市场的更重要一些?
A：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015年药品制度改革后，仿制药利润明显变薄，推动企业发展国际市场业务;另外，2017年中国加入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议)使中国药品上市审批标准与国际标准能够统一，中外临床试验数据能够互认，中国药品在国外市场获批上市效率提高了。
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加大投资有全球化竞争能力的公司，所谓全球竞争力我们更多还是看中的还是技术和产品而不是商业模式。因为每个国家商业化的方式都有差别，因此商业模式在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在海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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