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蒙牛乳业发布的公司董事变更通知称，牛根生辞任蒙牛非执行董事和战略及发展委员会成员。
自此，蒙牛创始人团队彻底退出了蒙牛，这一新闻也让很久未在商场露面的牛根生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大家不禁要好奇的追问，曾经缔造了蒙牛这个商业传奇，后又将蒙牛托付给中粮，之后悄然淡出商界，多年中一直低调的默默无声，老牛他在做什么呢？难道真的是退休去享受人生了吗？
不久前，子弹财经一篇《老牛慈善：全球捐股第一人》的文章，概要的讲述了牛根生十七年来的慈善路，短时间内引发了多方媒体转载和众多评论。
TNC中国理事会秘书处在转载时附了「编者按」说：
长江商学院转载时在「导读」中也说到：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及正和岛同时转载，并「评论」到：
CFF2008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转载「导读」说：
善达网 转载「导语」也说到：
这些来自各方的转载导读、评语和编者按，尽管各有各的侧重角度，但其实都是说了一件事，在经历了高潮起伏的人生剧后，牛根生正在通过公益慈善去追求“共同幸福”的新目标。
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迈向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这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这不禁让人们想到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下，应该如何响应这个新的时代任务？
也许透过曹德旺、任正非、李书福、王石、俞敏洪、牛根生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中国企业家的人生故事去看，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些表现突出的当代中国企业家们所给出的答案——他们这些人，都具有着中国企业家特有的时代感，也都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着家国情怀，并在努力用不同的尝试去践行促进共同富裕。
几散几得，天宽地阔
正如俞敏洪所言，一个人，只有有理想、有家国情怀，才能对自己有一个较高的定位和期许。企业家的格局大小和视野高低，都是在这些事情上产生分野，而事业的规模和人生归宿也是由此而产生区别。
前面所提及的那些时代弄潮儿和开拓者们，尽管他们每个个体的奋斗和拼搏努力都各不相同，但他们似乎不约而同的有着类似的认知和实践：为社会谋就是为子孙谋，为他人谋就是为自己谋。
比如多次主动散去身家的牛根生。即使那些只是初步了解过牛根生经历的人，也都会知晓他在过往中所做过的那些令旁人意想不到的“舍”和“散”。既然是“舍”，当然是放弃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一个认定的道理支撑，谁会无由的主动放弃呢？
牛根生几次主动的“舍”和“散”，诠释了一种中国传统智慧：多藏者必厚亡，爱出者必善返。老牛20岁开始，将近40年间只做了一个行业，先后参与和创建了伊利、蒙牛这两个中国乳业领导品牌，二者如今已是全球乳业十强和世界快销品50强品牌（其中中国仅有伊利、蒙牛、茅台、万洲共四家上榜，与雀巢、达能、阿拉、可乐、百事、百威、喜力等国际品牌同榜）。
为伊利付出16年，推动伊利成为行业销量第一；被伊利扫地出门后，又创办蒙牛，掌舵12年间从行业倒数第一做到行业第一；在蒙牛高速发展期，又审时度势主动将事业交给中粮。
付出不能算少，代价不能算低，成果不能算小，却又能不贪财，不恋权，不占位，机遇来了把握住，努力做成事业，时间到了做决断，顺势功成身退。即使以今天看来，老牛当年的志气格局和情怀作为，其结果所产生的示范影响，依然能令人折服和赞赏。
无私者以其无私而成其私，利他者先利他人而终利己，家国情怀说起来大，践行时就是在取舍之时、进退之间、担当之际不以私人、私念、私利为出发点，而只做他该做的。
“财散人聚”得人心，创出精彩商业传奇
牛根生一直信奉“财散人聚”，说的与做的都相当一致。从国营牧场大黑河奶牛厂参加工作，到后来进入国营回民奶食品总厂（伊利前身），从一个普通洗奶瓶工人，到生产经营副总裁，在国营伊利工作期间，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薪酬用于帮助下属员工、关心身边的人。
到了创立蒙牛之后，他更是把自己的大部分年薪散给了生活困难的员工、产业链上的偶尔遇到麻烦的伙伴以及身边遇到困难的人们。
“财散人聚”蕴含巨大力量，为蒙牛的事业聚拢了人心，聚集了人才。在牛根生被迫离开伊利时，“财散人聚”让孙玉斌、邱连军、邓九强、卢俊、杨文俊、孙先红等人（他在伊利时期的同事和朋友）选择留在他身边；在牛根生从一间53平米居民住宅里开始创业，“财散人聚”又一直团结激励着大家共同努力，创出了蒙牛高速发展的“火箭速度”。
除了前面几个人之外，“财散人聚”还为蒙牛聚来了社会各界的人才，有财政管理人才，有银行和投行的人才，甚至还有为老牛事迹所打动，专门从北京“聚”到内蒙古的人才。
爱出者必善返，践行财散人聚的信念，有力地生发出了蒙牛团队有难同当勇往无前的士气，为蒙牛铺平了事业发展的大路，而有福同享共同富裕的兑现，更让老牛早早变成了人敬人爱的“牛哥”。
“人散财聚”得大义，困难时刻心系家国
中粮入主蒙牛之前，为了保证蒙牛的持续高速发展多次融资，导致蒙牛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连持股10%左右的股东都少有，更不用说有严格意义上实控人和大股东。众所周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低于25%是红线，如果低于这个比例，极有可能引发企业外部“野蛮人”的恶意收购。
但直到2009年，作为一家在香港上市民营公司，尽管财务状况稳健，且现金流量也非常健康（2009年度中期28.654亿元），蒙牛公司实质已存在被恶意并购的潜在风险。
这让企业的掌舵人不得不提前慎重考虑，如何避免蒙牛在资本市场上“单打独斗”。在中粮入主蒙牛之前，也有不少资本、财团、大企业有意与蒙牛“联姻”，但蒙牛经营班子是坚决要选择一家“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在改善股权结构方面，蒙牛团队确定了两个原则，首先是资本引进非国企免谈，对国外品牌或金融资本不予考虑，第二是非食品行业也不考虑。
于是才出现后来的选择——2009年7月，中粮联合厚朴出资逾61亿港元，入股蒙牛乳业，以约20%持股比例成为第一大股东。
为了使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蒙牛公司能够更好的发展，面临多项选择的牛根生力排众议选择与中粮合作。为什么？因为老牛用心良苦的把品牌托付给国企中粮的决策，实在事关重大。
乳品行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产业。全国一千三、四百万头存栏奶牛，所用饲料中全株玉米（是少数的植物蛋白100%都被转化为动物蛋白的重要经济作物）的占比很高，牵扯除了内蒙古，还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以及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和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大几千万种植玉米的农业农村人口的生计，其重大的社会价值关系国计民生的可持续发展。
单以行业领导品牌伊利、蒙牛2000亿产值计算，它们原奶消耗量占到全行业60%以上，如果这样的产业龙头企业不在自己手里，对中国社会潜在负面影响，不可想象。
虽然自此老牛和创始团队伙伴“舍”去了对蒙牛的控股，却是更高层面上的一次“人散财聚”。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引进央企中粮，老蒙牛的“人”虽然散去，但他们守住了中国企业家的情怀，把财富“聚”给了国家和民族，得以让全球乳业十强、世界快销品50强品牌的蒙牛，真正成为了中国蒙牛。
实际上这个团队的选择并非偶然。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别；商业企业没有国界，企业家却有国别；企业平台和核心技术没有国界，所有权和使用权却有国别。
在如今中美激烈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已很容易理解，而作为社会骨干群体之一的企业家们，肯定早于普通社会大众有着他们的判断结论。
如果说“财散人聚”是老牛“舍小家，为大家”，那么“人散财聚”则是牛根生团队在面临危难时刻的坚定抉择——毕竟，中国人需要自己的世界级优势品牌和优质企业。也是因为这点，中粮入主后老牛又为蒙牛的后续发展扶上马送一程，默默付出10余年间后，才彻底退出这家投入他太多心血留下太多记忆的企业......
我们都知道是时代造就了企业和企业家，牛根生的这些无声的付出，还让我们知道了只有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才能凸显出一个时代的坚守——那种甘愿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的代价才能完成的坚守。
股散善聚得圆满，推动社会共同幸福
在不久前的“2021凤凰财经峰会”上，万科创始人王石谈到共同富裕和企业家回报社会时提到，“过去讲为富不仁，但为富不仁根本是不适宜的。只有仁才能为富。如果为富不仁，富起来很快就要垮掉。所谓的仁，就是除了自己的富还想到别人，还要带头和大家一块往前富有，而不是均贫富。”
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从2004年，牛根生成立“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老牛基金会前身），到2010年将个人持有的所有蒙牛股份捐赠，牛根生兑现了自己2005年的承诺（这也让“套现离场”的传闻成为与事实不符的不实之谈）。
2005年1月牛根生所捐股份的市值约10亿港元左右，待后来正式卖出时所换得的善款达40多亿人民币，截至目前，这40多亿善款中已为各项公益事业支出16亿多元。
牛根生已从“乳业领袖”悄然转身“慈善老兵”。他当年就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从蒙牛辞去最后一份职务以后，将全身投入慈善事业，推动社会共同幸福。他说了，事实证明，他真的做到了。
如果把老牛“几散几得”与其他的企业家比较，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都有着共同的社会性、时代性和国家性的年轮烙印。
企业家的创业，需要通过把握关键创新要素，整合社会资源和响应国家政策才能有所作为，而这些关键内容才是个人通过才华和努力获取事业成绩的前提，也是其获取成功和收获个人财富的基础。所以，他们在创业成功后，量力而为地对社会和民众用心回馈，也是企业家们受益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应有之义。
而这种企业家对社会回馈的方式，可以慈善捐助，可以增加就业，也可以是依法纳税，还可以通过创立就业平台和帮扶机制以持续造福社会和民众等，而这一切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们有不忘本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老牛可能当年散财和捐股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基于价值观做了本能的符合自己内心世界的判断，而这个舍弃小我的判断，今天看来却是一个与时代同频跳动并促成他自身持续成功的大决定。
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俞敏洪有一个判断“企业家”的标签——“是否有理想、有家国情怀”，“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身上，这一点我们看得更明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忧国忧民，希望用一己的行动力，去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他们对于国家政策、整个国家价值体系的认定，包括参与各种扶贫、社会公益活动等，都表现出义不容辞的魄力。”
德不孤，必有邻。
牛根生与伙伴们不是独行者。比方说曹德旺先生，做慈善37年，捐款160多亿元。他认为，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必须兼顾到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曹德旺的家国情怀。
他曾说过，“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有担当，有家国情怀。同时，干事创业还要培养和建立自信。首先要建立文化上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世的我们要义利相济，‘义’就是要承担责任，做应该做的事情，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利’就是要让大家都得到利益，共同富裕”。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
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迈入新时代，企业家们都需要多承担社会责任，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种公众对企业家责任的预期也在推动人们思考，今天的中国，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在为自己、为别人，为小家、为大家等问题上该如何取舍？或许，我们从这些企业家们的奋斗历程、所作所为中能够找到答案......
早在1950年代，荣毅仁先生率先提出将他的家族企业和资产全部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在全国的企业家群体里起到了积极带头和示范作用时，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强烈的家国情怀。
在1997年，李书福先生基于“给我们民营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里一个犯错的机会”而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并掷地有声地说“为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而不是全世界的汽车跑遍全中国而顽强拼搏”时，我们感受到他内心那份强烈的拼搏激情和家国情怀。
在2017年，任正非先生在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时表示要“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不懈奋斗”时，这种在困难面前舍我其谁的正气担当，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任老内心中那份强烈的家国情怀。
显然，答案很清晰。这些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们，不愧于大时代赋予他们的人生际遇。
毕竟，中国的改革发展史证明，在时代的大浪潮中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一定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个大写的人。
